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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回族武术家何福生述评—武术经历和成就
马廉祯 2016-1-26 15:41:24
晚清以来，回族武术家风生云起，人才辈出，在传统武术的承继和创新上，在整个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体系的现代化建构上，积极参与，多有建树，影响非常深远。
人们不难发现，尽管近代回族武术家的分布区域非常广阔，代表人物不一而足，但相对而言主要集中在中原大地的冀、鲁、豫三省。一百多年来，这三个省涌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回族武术家，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都居于全国回族武术家之冠。在风云变幻的近现代历史背景下，他们的事业路径各不相同，武术派系上亦各有所宗，但多数人有着应时而变、融会淹通的优长，努力地走在时代的前沿，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特别是经历了新旧社会武术体制的巨大变化，以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严酷冲击和十年“文革”浩劫，个人的起落荣枯变化很大，不少人竟彻底沉沦，悄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现在回过头去清点一下，经历“文革”之后，回族武术耆宿还能与武术事业同步而行并在改革开放后的武坛上发挥余热者，真正如晨星寥落，屈指可数。在这个“劫后余生”的群体中，从旧中国的中央国术馆走出来的回族武术家，似乎只剩下张登魁、张文广、何福生三位先生，他们三位也都饱经磨难，总算是幸运地走完了武术家的人生历程，也都成为当代武术界实至名归的一代名家。三人之中，相比于始终在高等院校从教的张登魁、张文广先生而言，何福生先生的经历要复杂一些，他更多的是在武术竞赛活动中显山露水，人们对他更熟悉一些，这也是我首先选择以何先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何福生先生毕生从事武术事业，阅历丰富，学养深厚，生前为大家所敬重所亲近，身后受到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这在武术界的“圈子”里里并不多见。我以为在“武术家”、“武术大师”之类蜂起如群而不断贬值的今天，在光怪陆离、真伪丛杂的当代武林人物传纪中，何福生先生的一生似乎显得平淡无奇，没有什么耸动耳目的“惊人事迹”，也没有打过“西洋大力士”的“壮举”，但他确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真真实实的武术家，武术教育家，一位在当代武术史和回族武术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
1928年10月，年方十八的何福生，参加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这是由中央国术馆首创的国术竞赛体制，带有试验性质。何福生获得预试刀、枪、剑、棍套路比赛“最优奖”。次年考入中央国术第三届教授班，获公费学习资格。据何福生先生回忆，很早就熟悉国术馆早期的许多名人。正式入馆学习后，得到国术馆众多师长的指点。当时国术馆的考试项目有套路、散手、摔跤三项，在馆期间，何福生连续两年半保持全馆季考、期考全能第一的优异成绩。1931年，何福生毕业并留馆执教。
1933年9月，经国民政府批准，张之江等在央馆内创办“中央国术体育传习所”。次年改为“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简称“国体”），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体育专科学校，学制三年。这一时期，国术馆因其特殊的半民半官的体制特点，时常遭遇诸多困难。既有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又有经费上困窘，更有“土洋体育之争”所引发的价值矛盾对馆务运营的冲击。为此，国术馆效仿精武体育会，前后多次组织教工学员出行巡演，既是为了筹措经费，也为了谋求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何福生先后参加了国术馆的两次大型巡演，赴东南亚比赛和表演，向海外侨胞募集经费。南洋旅行团的全称是“中央国术馆、国立体育专科学校南洋旅行团”，访问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十余个城市，历时4个月，表演50余场，对经费筹措给予了大力支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体”于南京沦陷前夕撤离。1937年秋季迁至长沙。1938年6月，武汉失守，“国体”再次转移至桂林，后绕道越南，于1939年3月辗转至昆明。此时，何福生已从“国体”调回中央国术馆，被任命为教务处副处长，兼学生队长。然而，毕竟国难当头，资源匮乏，国术馆的生存岌岌可危，艰难的生存环境与一家八口人的衣食之忧，迫使何福生不得不离开深深爱恋的国术馆。1942年，当国术馆迁往重庆时，何福生因家口拖累未一同前往，而是留在昆明，为了养家糊口，他曾经不得不靠出卖体力为生，当一名站街的搬运工。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武术事业逐步兴起，许多旧时代的武术专业人才再次投身其中。何福生也再度回至于武坛，参与到云南省武术运动的筹备工作之中。1958年8月，他被正式调入云南省体委，担任云南省体训班武术队的教练，还兼任云南摔跤队教练，主抓中国式摔跤。此时，左风已经笼罩整个武术界，新中国的武术正式进入“推倒重来”的改造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左路线严重的残害和扭曲武术的发展，政治凌驾于武术之上。“武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导致对解放前所有武术现代化实验的彻底批判与否定。竞技武术的主要创始人毛伯浩就曾直斥“国术”是“继承了封建的组织形式和封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衣钵。竞技武术套路比赛成为国家竞赛项目，归入计划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吃起了大锅饭。而其他国术项目，包括摔跤、射箭、散手等则分崩离析，命途多舛。“国术馆”培养出来的这些所谓“国术家”更是被列入新时代武术改造的重点对象。《云南省体育志》中一句轻描淡写的“‘文化大革命’中，（武术）教练成为斗争对象，运动员离队”，意味浓重地引出了何福生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文革中，云南武术队解散，至1972年才重新建队，领队马光兴，何福生仍任主教练，直至1984年退休，但仍长期担任中国武术协会委员、云南省武协主席、省武术馆副馆长等社会职务。
何福生与福建武术界也有着不解之缘。早在1933年和1936年，何福生就两次随张之江南下宣传武术，途经厦门。据林建华老师介绍，他晚年第一次到厦门是1989年7月中旬至1990年元月，前后半年时间。1989年7月，经当时厦门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许金民邀请，何福生来到厦门教授武术，主要传授查拳、形意拳和八卦太极拳。洪剑锋、许金民、吴荣富、涂家雄、张连发和林建华等当时都曾向何福生学习，并与何福生结下了师友之谊。林建华老师后来在其《福建武术史》中例举了在福建流行的一些主要拳种，其中太极拳中的“八卦太极拳”就是何福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传授的。1991年-1995年间，何福生曾先后三次应邀到福建晋江安海镇传艺。自1989年到1996年，何福生年年到福建，把他的精湛技艺传授到福建。
解放后，何福生除担任教练外，曾数次代表云南队参加全国武术表演和比赛。1958年参加全国武术比赛，获传统项目一等奖；1977年，以67岁高龄，参加在内蒙古举办的全国武术比赛，获太极拳第2名，第1名为陕西队青年运动员徐毓茹；而与沙国政一起的太极拳对练活步推手项目则名列第8名，同组第1名为山东队青年运动员邱方俭、刘怀亮。此时，何福生年过半百，已入花甲，在运动成绩上不如年轻运动员当属常理。但这两次比赛，1958年那次是《武术竞赛规则》颁布前的最后一次全国赛，也是以体操为规则蓝本，以所谓华拳为动作标准创编的竞技武术竞赛体系落地前的最后一次试验赛。而1977年的内蒙全国武术比赛，则是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全国比赛。前后将近二十年，恰好是中国大革文化之命的二十年，也是官办竞技武术瓜熟落地的二十年。除体力的差别外，价值判断上的不同，或许更耐人寻味。
改革开放初期，武术在海内外渐热，武术交流甚为频繁。1980年7、8月间，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何福生作为代表团成员赴日考察表演。1985年，他再次随团访日，与马贤达一同在日本武道馆表演了八极对接。作为旧国术馆的代表性套路之一，八极拳为马英图所最擅长。而两个表演者，一个是国术馆的老学员；另一个是马英图的侄子；时隔半个世纪后，居然在完全不同的场域下，以“师承”对“家学”的方式，再次迸发出些许“国术”理想与旧时代精神的薪光。场地上，两个老人，拳脚互动，虽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每每看到二老在经久喝彩中，多次返场时，面目上的微笑，就不免感叹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无奈与顽强。
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之初，武术在国内大热，全国比赛、观摩交流、开门办学之类的武术活动频繁，大家相见的机会也就相对多了一些。父亲每次回忆何福生，总会说他的谦和，好开玩笑，性格开朗。每次相聚，都会讲到很多国术馆的旧事轶闻，讲到抗战前后国体四处迁移，周折辗转的艰辛，特别是他到昆明时，为生活所迫不得已离开国术馆，要以搬运货物为生，说“好在身体好，人家就扛一麻包，我可以扛一麻包，再挎一麻包，家里人就还算过得去，哈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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